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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建中呼吁加快全国性大数据立法:地方立法或阻碍大数据行业发展

2018-12-16    来源:

12月15日,由中国政法大学主办、安徽省合肥市数据资源局和det365中国网_mobie det365_det365金沙共同承办的“2018(第二届)新时代大数据法治峰会”在合肥召开。

时建中在会上谈到,与去年相比,大数据产业发展有了很大进步,但跟去年一样的是,大数据法治建设仍相对滞后,而法治滞后的已影响到大数据产业发展,他呼吁应加快大数据全国性的立法,“数据和大数据都是互联网的产物,固有的特性就是跨区域、跨行业的开放、互通和分享,这就意味着,尽可能加快全国性的立法,而不是地方立法。地方立法的局限性与数据行为的特性不相吻合,有可能阻碍大数据行业的发展,甚至有可能成为地方保护的一种手段。”

大数据时代“脱敏”解决不了隐私保护问题

在时建中看来,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,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中,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保护是关注的焦点。随着大数据在政务、金融、公共事业的广泛应用,数据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民生不同层面,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、工业商业系统等各个方面,数据安全也是国家安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能否保障数据安全是数据产业的核心能力。因此,“安全”成为大数据立法、大数据发展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。

 

图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,主办方供图。

大数据时代,如何考虑对个人隐私这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?

时建中认为,在移动互联网时代,随着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,“脱敏”已解决不了隐私保护问题。

“在传统社会,在没有进入互联网社会之前,隐私保护只要把个人身份信息涂改覆盖,就很难识别这是谁的信息,防止个人隐私被泄露。随着互联网发展,特别是移动智能终端设备须臾不可离身的时代,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政务网络、电商平台、社交工具等不同互联网应用场景有意或无意、自愿或被迫留下身份数据和大量行为数据。即使每一个应用场景都有对身份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的程序,且能得到自觉遵守,但是,这些看似残缺的身份数据和行为数据经过大数据重构,仍然可以精准地发现你是谁、你做过什么。”时建中说,“在大数据时代,隐私不仅可能被泄露,而且可能被发现。”

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这些新情况,有必要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路径、手段和义务、责任设计出新的规则。“在身份数据和行为数据处于碎片化的未被大数据技术处理的环节,‘脱敏’依然应当成为保护个人隐私的有效手段;基于大数据技术生成、分析刻画产生的个人隐私数据及信息,依然应当受到个人隐私法律的保护,先前的“脱敏”处理不能成为泄露隐私数据和信息的抗辩事由。这需要立法作出明确规定。”

数据标准缺失及不统一成为数据产业发展瓶颈

时建中还关注到,由于当前数据标准严重不统一,也导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。

比如,由于数字标准不统一,导致数据质量不高,让数据共享面临非常大的障碍,还让政务数据开放面临瓶颈。

“针对大数据产业发展、特别是数据开放存在的问题,大家质疑和期待最多的是政府:政府掌握的数据是最多的,如果政府数据不开放,数据产业就难以达到应有的发展状态。”时建中说,现实情况是,有的时候,并非政府不愿意开放数据,而是由于各个政府部门的数据标准不一样,导致数据无法开放或者无法共享。

数据标准的缺失和不统一,不仅仅会影响数据的有效开放和共享,还会徒增数据采集、加工、分析等诸多环节的成本,甚至让数据交换成为一种不可能。

时建中认为,建立数字标准,是大数据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大数据平台已出现不正当竞争、限制性竞争

时建中还直指大数据平台竞争不规范已严重影响产业的发展的现状。

据介绍,大数据生产包括采集、加工、分析、交换、存储、应用等多个环节。由于相关立法滞后,在这些环节中,各方面的资本呈现出“一窝蜂涌入”的野蛮生长状态。

“资本进来之后,基于短期或者长期营利的考虑,就要通过正当的、不正当手段获得竞争优势,以期支配甚至垄断相关环节的数据市场。”时建中说,当前,在大数据产业,特别是大数据平台之间的竞争中,形形色色的不正当竞争、限制竞争的行为层出不穷。

他同时还指出,目前大数据产业看上去非常红火,竞争激烈,但是主要处于跑马占地的阶段,竞争的层次不高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支撑大数据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还远远不够,也存在着把大数据产业发展、大数据安全建筑在别人墙上的风险。面对大数据产业的国际竞争,“中国大数据的核心竞争力,一方面要靠制度予以规范和保障,另一方面要靠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层面的核心技术。两者缺一不可。”

互联网特性决定应加快全国性的大数据立法

对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上述问题,时建中认为,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法治和技术。大数据的立法,特别是跟数据行为及大数据产业密切相关的基础性立法,更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,并且亟待加速推进。

他谈到,此前围绕数据权利也曾众说纷纭。目前已经形成基本共识,这就是,数据是一种“资源”,可以财产化,可以权利化,是一种新的资产类别,应将其作为一种权利的标的,应受到法律的保护。

“静态的权利清晰界定,动态的活跃交易才会成为可能。如果数据的权属不清晰,数据生产、采集、存储、加工和交易都必然会受到限制。”时建中也向南都举例:一些地方在成立大数据交易中心后,数据交易量面临着萎缩的局面,数据权属不清晰一定是成因,甚至是重要的成因。

数据权属不清晰,数据义务和责任当然也就不会清晰,最后可能导致两种局面:饿死胆小的或者撑死胆大的。当然,目前主要是在比赛谁的胆子更大。数据市场和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谓事出有因:数据权属不清。

时建中还关注到,近年来,也有地方先行先试推动了大数据的地方立法,为我国数据法治化做出了积极探索和贡献。

“数据和大数据都是互联网的产物,它固有的特性就是跨区域的开放、互通和分享,这就意味着,尽可能加快全国性的立法,而不是地方立法。地方立法的局限性与数据行为的特性不相吻合,有可能阻碍大数据行业的发展,甚至有可能成为地方保护的一种手段。”他认为,在全国性的立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,应该及时总结具有探索意义和价值的地方立法的得与失,科学地地进行归纳、概括和提炼,转化为全国性的法律规范,“只有加快全国性的立法才能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产业的更加健康、更可持续、更富创新活力地发展。”